《荀子》的《议兵》篇前一半是荀子和临武君还有赵孝成王的对话。下面一半集结了另外两则对话，一则比较短，另一则比较长，都是荀子回应非常尖锐的提问，不妨来看看荀子答得如何。
第一个对手是自己的学生陈嚣，可是这个学生一点不是省油得灯，他的问题直接触及了儒家理想主义得实质！他说，老师啊，您讨论兵法，总是以仁义为根本，但是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理，那还要打仗干嘛呢？打仗都是为了争夺啊？这不是违背了仁义吗？这个自相矛盾的局怎么解呢？
荀子答道：仁者爱人，恰恰是因为爱人，所以厌恶别人加害于人；义者循理，恰恰是因为讲道理，所以才厌恶别人不讲道理乱来。而用兵打仗，就是为了紧暴除害，而不是为了争夺。
仁人用兵，如天降甘霖，大家都求之不得，比如尧舜禹商汤文王，他们都是仁义之师。所以周边的国家青睐它们的善政，远方的国家仰慕它们的仁德，兵不血刃，就可以征服天下。
荀子这是在说，为了达到最终善的目的，恶的手段是可以采用的。然而，关键的问题是，采取恶的手段真的可以走向善的目标吗？
首先的问题就是，恶行本身可能会改变一个人。罪恶就像滑滑梯，一旦走上，就有可能不断地丧失底线，而越走越低，最终可能失去一切的底线。
其次，即便是通过恶行，达到了可以扬善的阶段，但是恶行带来的损伤却是永久性的。
所以荀子之道的真谛在于后面的那一手——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出兵，必是万民归附，兵不血刃。这还是回到了儒家一脉相承的“仁政”。只要政治清明，自然不会有国家敢来挑事。
荀子在儒家的光谱里已经丢掉了所有的清高，妥妥的是一个实用主义，可是和法家观点比起来，还是带有理想主义光环。
第二个对手也是自己的学生，这个学生后来发迹成了秦国丞相，他就是李斯，他问的问题更加现实主义：秦四代都能打胜仗，军队所向披靡，威慑诸侯，根本不是靠什么仁义，都是怎么高效怎么来！这个问题您怎么解释？
荀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：你所说的高效那并不是真的高效，而我所说的仁义，那才是真的有效。仁义是用来治理政事的，政事得到治理，百姓就喜爱君主，百姓喜爱君主，就愿意为他牺牲。秦国四代都能打胜仗，可还是每天忧心是不是会被其他诸侯联合起来打败，这就是末世之兵，没有顾及根本！
从事后的角度来看，或许荀子也是有道理的，毕竟秦二世而亡。虽然历史错综复杂，但是在汉代对秦的反思中，儒家的“仁政”确实得以拔高。
荀子于是批评李斯：你舍本逐末，计较这一时胜败，却没有仁义之心，所以才会世道混乱。他接着阐述自己的核心观点——礼的重要性。
在论述礼的重要性时，荀子没有采取孔孟那种探寻礼背后的仁义本质的方式，而是直接从礼的好处和作用开始——王公由之，所以得天下也；不由，所以陨社稷也。
循礼用兵治国，可以事半功倍。只要行礼义，民心归附，就不需要搞什么军备竞赛； 只要行礼义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不需要大量的刑法，只需“刑一人而天下服”。只要以“礼”治国，明晰道义，规定名分，以时使民，真诚爱民，上下同心，实在有不服管的人再实用刑罚，这样的国家对外不需要竖起高墙，对内不需要维稳，岂有不强的道理？
接下来荀子进一步深入，谈及人性。人做事有两种动机，一种出于利益，一种出于道德。如果仅仅以利益驱使，那么人民不可能为国卖命效忠。利益可以有，而且需要善用，仁者的赏罚之道在于顺势而为，“故厚德音以先之，明礼义以道之，致忠信以爱之，尚贤使能以次之，爵服庆赏以申之，时其事、轻其任以调齐之，长养之，如保赤子”，这样一路下来，政令稳定，风俗统一，实在是有不服从的人，百姓自然会主动要把他去除，这个时候顺势使用刑法，不需多大功夫，天下就可以大治。
一个国家如何兼并另一个国家？有三种方式：以德兼人，以力兼人，以富兼人。以德兼人，“彼贵我名声，美我德行，欲为我民”，这是收服人心，让对方的民众心服口服，心向光明，采用这种兼并方式的人可以称王；以力兼人，“非贵我名声也，非美我德行也，彼畏我威，劫我势”，那是对我的惧怕，这种时候如果兼并，就必须要用力气，用完了力气，自己的实力就会削弱； 以富兼人，“非贵我名声也，非美我德行也，用贫求富，用饥求饱，虚腹张口来归我食”，依靠收买和诱惑，最终会使国家走向贫穷。
可见，在儒家的体系下，以德兼人，是上上策。也只有真正靠自己的政治清明征服了人心，政权才能稳定长久，不会陷入衰弱和贫穷。
反观当下，也有很多“兼人”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，这需要我们反思，到底我们采取的是德、力还是富；同理，当有不稳定的因素出现的时候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们的自信是一种符合仁义道德的自信，还是一种对极权的归附之后的噤声？
这是读完议兵篇值得好好思考的内容。